在朝鲜战争的入朝作战中,几位兵团司令的光辉表现无疑成为了焦点,尤其是13兵团的邓华、9兵团的宋时轮、3兵团的陈赓和王近山(代)、19兵团的杨得志和韩先楚、20兵团的郑维山(代)、杨勇和杨成武等人,这些将领在战斗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能力,成为了战争历史中的英雄人物。相对而言,王建安和许世友则因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较为平淡,并未取得显著战绩,因此他们的名字在历史的记载中较少出现。
这些兵团司令,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在与美军的对抗中遭遇过挫折,但这些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指挥能力有问题。毕竟美军作为世界排名前两的强敌,军事体系和作战能力远超我军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军的将领能够迅速调整战略战术、反败为胜,展现出了极高的应变能力。几位兵团司令,不仅找回了失地,甚至创造了许多令人称道的战绩。例如,宋时轮虽然在长津湖战役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,但在随后的第五次战役中,他的部队依然保持了极高的战斗力,并成功实施了华川阻击战,这场战役的战术水平和执行力,值得后人称赞。与之相对,郑维山这种自学成才的指挥员,通过对战术理论的不断研究和实践,在20兵团担任司令后,几乎没有遇到过失利,屡次给美军带来沉重打击。
展开剩余72%然而,在这些战绩辉煌的将领中,王近山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。他的战斗经历并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充满光辉,反而带着一丝悲情。王近山的悲情并非完全是因为个人能力不足,更多是受限于运气和战场形势的复杂性。王近山被分配到中线作战,这一战线的压力远大于西线。敌军不仅兵力强大,而且调动灵活,任何战术部署都面临巨大的挑战。若是王近山指挥西线作战,或许结果会有所不同,但历史没有如果,只能接受当时的局势。
王近山指挥的3兵团在入朝后,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觑。1951年4月,王近山带领3兵团进驻朝鲜,兵团的编制包括了12军、15军和60军。12军是二野中的顶级战力,15军虽然在战斗力上略逊一筹,但在战术适应性和灵活性上却表现出色。而60军则由王新亭亲自培养,尽管并非顶尖,但战斗力也不容小觑。整体来看,王近山所带领的兵团在实力上并不算最弱,甚至在与19兵团的比较中,3兵团的实力略胜一筹。
但王近山的战术安排却存在一些问题,特别是在战役的调整和指挥上。首先,王近山过于托大,在第五次战役中,他没有及时调整兵力部署。当时,12军调给了9兵团指挥,而39军则被划给了3兵团,这使得王近山的兵团失去了最强的主力。即便如此,他依然没有选择用12军替换39军,结果导致了兵力不足,战斗的压力大大增加。
其次,王近山在指挥上有些粗疏。在撤退阶段,他未能充分考虑撤退中的协调性和统一性,轻敌情绪的出现使得指挥部署出现了漏洞。尤其是他对60军的调度不当,使得部队在撤退过程中陷入了困境。特别是在180师的撤退过程中,王近山未能有效协调,导致该师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,最终遭遇重大损失。
此外,王近山在指挥时的随意性也导致了一些失误。例如,他在得知前线伤员未完成后送任务后,依然命令60军继续阻击,这一决定显然没有考虑到部队的整体状况,最终造成了兵力的分散和战斗力的减弱。尤其是180师由于撤退过早,导致了敌军的包围,给美军造成了可乘之机。
即便如此,王近山并没有因此离开战场。虽然他遭受了来自上级的批评,但由于他在战场上的经验和资历,仍然被保留在3兵团的指挥岗位上。直到1952年9月白马山战斗,王近山依然坚持指挥作战,但在实际操作中,他依然未能彻底改正之前的错误。在此战役中,尽管38军的力量得到了增强,但王近山依然过于依赖猛攻战术,未能充分利用现代化火力的优势,导致了战斗的进展缓慢,甚至给部队带来了不必要的牺牲。
到了上甘岭战役前,王近山与秦基伟的矛盾也逐渐显现。王近山指挥的3兵团在战术安排上过于急功近,导致与秦基伟的15军产生了激烈的争执。最终,秦基伟的谨慎态度和战术上的优先顺序得到了上级的认可,王近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战斗部署,这也反映出他在指挥上的一些短板。
尽管王近山在上甘岭战役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,但他的光彩似乎并未像其他将领那样得到应有的赞誉。即使最终他的兵团参与了这一战役,成功的防御模式仍然是建立在15军的努力基础之上的。而王近山,尽管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斗,却始终未能得到晋升为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机会,直到许世友接替了他的职位。回国后,王近山的职务一直处于副职,似乎并未突破职业生涯的天花板,这也使得他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最具悲情色彩的将领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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