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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经典《中庸》所论述的是天人关系，与《易传》不同的是，《易传》的论述是由上而下的，而《中庸》的论述虽然也是由上而下的，但落脚却在由内而外。
儒家是否是一种宗教？这在近代以来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。因为儒家不论及人死后的彼岸世界，儒家也没有宗教场所和教会组织，因此我主张儒家并不是宗教，只是一种文教。这也是历代大多数儒家的共识。但这并不表明儒家没有宗教性，《中庸》就是儒家典籍中宗教性最强的著作，也是中国思想史上讨论天人关系的巅峰之作。
遗憾的是，后人对《中庸》的解读，大都是错的，尤其是朱熹的解读，更是没有抓住《中庸》的根本。在此，我决定对《中庸》进行较为详细、准确地解读。《中庸》首章，尤其重要，可谓字字珠玑、深刻透辟：
天命之谓性；率性之谓道；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；可离，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独也。喜、怒、哀、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
对此，我的新解是：上天是一个人格神，祂创生万物，祂赐给人的，就是人纯洁的本性（人性）。换言之，人性是上天“注入”（即“命”）给人的。因此，我们会把某个人的性格称为“天性”。因为人性是天赐的，所以它是天人沟通的桥梁纽带。既然如此，顺着人性做事就体现了天道。但上天是无限的，而人的认知力是有限的，人性不可能完全认识、彰显天道，需要不断体悟修炼，不断地对标整全的天道，人对标天道的过程就是被上天教化、教正的过程。天道由天发出，虽然人眼不能见，但它掌管、保佑宇宙万物，因此它永远不可能离开人；如果能离开人，它就不是天道了。人也不可离开天道，否则必然进入歪门邪道。因为主宰之天无所不在、无所不察，所以君子不要认为在人看不见、不知道的场合可以放纵，而应该谨慎戒备，心怀对上天的敬畏。事物虽在暗处，也无法隐身；事物虽然细微，也无不显露在上天眼中。所以，君子在一个人独处时也要谨慎。人的情感还未启动时，呈现出纯洁的人性，这人性体现了天意。此时的人，处在大中至正的天意之中，不左不右，不偏不离，这个状态就叫“中”。当人做事的时候，情感必然随事物发动，如果此时人的情感发动仍能遵循、符合天道，这个状态就叫“和”。“中”，是天给人规定的伟大原则；“和”，是人间大道。真正做到了中和状态，就意味着敬畏天意，那么上天就会保佑天下，天地就会秩序井然，万物就会生长繁育。
《中庸》只用了短短的135个字就说清楚了天人关系这一古今第一大事。它的逻辑是：人道源自天道；上天赐予人本性，由此作为天人沟通的桥梁纽带；人间要建立和谐秩序，人就要不断返回天道，走进天道之中，也就是走进天定秩序之中。《中庸》为什么叫“中庸”？《说文解字》：“中，内也，上下通也，”“庸，用也”。“上下通”就是人与天通，就是天人合一，“中庸”就是“用中”，“站在中这一边”。因为上天大中至正，“站在中这一边”就是站在上天这一边。换言之，“中”的状态不是人定的，左右等距不是中，上天的旨意才是中，才是标准，作为名词的“中”是作为动宾词的“中的”（瞄准标靶）的结果。
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”这句话暗含的意思是，中道为一应然之道，故喜怒哀乐之发可中节，事实上也可不中节，甚至不中节才是人生常态。故“子曰：'天下国家可均也，爵禄可辞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’。”人如何才能发而皆中节、达成中和、走进天道之中呢？这就引出了“诚”的概念，这对儒家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。
“诚”至少有两层意思：第一层意思是作名词用，即心思纯净不欺，既不自欺，也不欺人，更不欺天的真实境界，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就是“诚者”；第二层意思作动词用，即努力成为一个心思纯净不欺的真实的人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就是“诚之”。就第二层意思而言，“诚”与“率性”“尽性”其实是同义词。
《中庸》说：“诚者，天之道也。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”意思是，天道就是真实本身，天道不欺人，天道也要求人真实。人要走进天道，只需要做到内心真实，返回那纯洁的人性就可以了。当人真正做到了真实无妄，就与天道同频，你能“参天地” “赞化育”了，因为天地皆上天创生，化育实乃天意。“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”。人把握了天道，甚至可以预测事物发展趋势。“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......故至诚如神。”《中庸》的宗教意味至此达到一个高点。显然，这并不是先秦儒家所能想象的。既然孔子不言性与天道，也很难说他能将此大道传给自己的孙子子思，所以我不认为《中庸》是子思的著作。
不过，诚的境界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，只有圣人才能完全做到。
唯天下至圣，为能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见而民莫不敬；言而民莫不信；行而民莫不说。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及蛮貊。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队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
因此只有“极高明”，才能“道中庸”。
那么，一般人如何才能趋近诚和中庸呢？这就要靠人自身的学习和实践。“君子尊德性，而道问学。”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”这种努力不是为了让人看见，而是为了知天。
我为什么说朱熹对《中庸》的解读错了呢？因为他对《中庸》关键词的解释违背了《中庸》天人交通、知天才能知人的要旨，所谓“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”。为了便于大家理解，我们不妨根据朱熹著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虚拟一场我与朱熹的对话：
萧三匝：《中庸》第一句话就说“天命之谓性”，请问这个“性”是什么意思？
朱熹：性就是理。（“性，即理也。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，气以成形，而理亦赋焉，犹命令也。于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赋之理，以为健顺五常之德，所谓性也。”）
萧三匝：人性是上天赐予的，人性难道只是理的集合？若纯是理之集合，那么人的情感、意志之类从何而来？人的德性、才性从何而来？难道不是从天而来？
朱熹：......
萧三匝：“率性之谓道”，请问“道”是什么意思？
朱熹：道就是路嘛，就是人间日用之道嘛。（“道，犹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则其日用事物之间，莫不各有当行之路，是则所谓道也。”）
萧三匝：但通览《中庸》全文，“道”都是“天道”的意思，没有“道路”的意思，比如“道之不行也”“国有道”“君子遵道而行”“君子之道费而隐”“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”“忠恕违道不远”“诚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”。这一点，您怎么解释？您这不是拉低了道的地位吗？
朱熹：......
萧三匝：“修道之谓教”，请问何为“修”？何为“教”？
朱熹：修就是节制，教就是礼乐邢政之类圣人的教化。（“修，品节之也。性道虽同，而气秉或异，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，圣人因人物所当行者而品节之，以为法于天下，则谓之教，若礼、乐、邢、政之属也。”）
萧三匝：您这是以圣人为标准，而不是以天道为标准，是高抬人而限制天、代替天。但通览《中庸》全文，却是处处以天道为标准，强调人应该对标天道。您对圣人知天的能力看得过于乐观，不知道圣人也不可能完全懂得天道。什么是“人物所当行者”？圣人有能力、有资格定义它吗？
朱熹：......
萧三匝：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；可离，非道也。”这个“道”，是什么道？为什么“不可须臾离”？
朱熹：这个道就是日用事物之理，它原本就在人心里，所以不可须臾离，而必须时刻敬畏。（“道者，日用事物当行之理，皆性之德而具于心，无物不有，无时不然，所以不可须臾离也。若其可离，则为外物而非道矣。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，虽不见闻，亦不敢忽，所以存天理之本然，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。”）
萧三匝：若道只是日用事物之理，类似于事物之客观规律，而非人格化的主宰之天，人何必敬畏它？在您眼里，理虽然源自天，但天赋予人间道理后，是不是就不再管人间事了？如果是，会不会导致人自以为神？如果不是，天在理之外如何干预人间事？
朱熹：......
萧三匝：“君子慎其独”，君子为什么要慎独？
朱熹：因为虽然别人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你自己知道啊。所以你应该常怀戒惧之心，遏制自己的私欲。（“独者，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。言幽暗之中，细微之事，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，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，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。是以君子既常戒惧，而于此尤加谨焉，所以遏人欲于将萌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，以至离道之远也。”）
萧三匝：幽暗之中，细微之事，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，我为什么要戒惧，要遏制欲望呢？戒惧必有对象，我戒惧的对象是什么？难道不是高于我的主宰吗？如果按您的逻辑，我们需要敬畏的是自己内心的道德律，考诸历史和现实，道德律靠得住吗？离天而言道，在我看来，先生您根本不知“道”啊。老实说，您对《中庸》首章的解释无一不错，而首章是《中庸》的宗旨，由此决定了您对《中庸》的理解全盘皆错。显然，您在理论上出现了逻辑不自洽的毛病，后世读书人把您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当成教科书，所以您教出来的就大多是伪君子也就不奇怪了。
朱熹：......
就我目力所及，真正能看出朱熹的问题的学者并不多。让我特别高兴的是，当代学者陈明也看出了朱熹的问题，他说：“朱子《中庸章句》跳过句首'天’的概念，直接从'命犹令也’落笔，训'命’为'令’，从名词性的'命’去讲人之'性’，便将各种经验层面的道德原则作为'理’植入人心，进而定义为性，'以理为性’，实现其理本论的本体论与人性论的衔接，从而把文章的解读导入个体论视域里的心性论思维模式。他的思维背景是，'理也者，形而上之道也，生物之本也。气也者，形而下之器也，生物之具也。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，然后有性......天地之间所谓命者，理也’。离天言理，以理代天（天理概念中的'天’只具有抽象的绝对性意义，仅仅作为'理”的形容词而存在），《中庸》源于《周易》的天人关系架构就这样被解构于无形。而失去天之生命创造者这一根源和依据，人便裂解成为'理’与'气’的二元复合物。其间的理论难题姑置不论，'致中和’'成己成物’'参赞化育’等一系列内涵丰富、别开生面的论题也就此被塞入心性论的封闭平台，生命的展开表达或者被道德化为'已发未发’的修养论（或曰'心法’），或者被概念化为一种体用关系问题，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在义蕴与严密逻辑结构被严重窒息遮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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